2020-06-28 10:20 青涩在左

  商鞅(约公元前395年-公元前338年),姬姓,公孙氏,名鞅,卫国人。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,法家代表人物,卫国国君后代。
  商鞅辅佐秦孝公,积极实行变法,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,史称“商鞅变法”。政治上,他改革了秦国户籍、军功爵位、土地制度、行政区划、税收、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,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;经济上,他主张重农抑商、奖励耕战;军事上,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,赐予商於十五邑,号为“商君”,史称为商鞅。

  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,有学者以此推测他是卫国国都帝丘之人,但该地对应的现今地名仍存争议,主要有安阳市内黄县和濮阳市濮阳县两类说法。
 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,受李悝、吴起的影响很大。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,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。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,说:“商鞅年轻有才,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”,又对魏惠王说:“主公如果不用商鞅,一定要杀掉他,不要让他投奔别国。”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,语无伦次,于是皆不采纳。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,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,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,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。

  酝酿变法
  第一次变法
  《垦草令》在秦国成功实施后,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,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。其主要内容有: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、明令军法奖励军功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、建立二十等爵制、严惩私斗、奖励耕织重农抑商、改法为律制定秦律、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。
  第二次变法
  咸阳(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)位于关中平原中部,北依高原,南临渭河,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,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。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,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,按照鲁国、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,营造新都,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(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)迁至咸阳,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。其主要内容有:开阡陌封疆,废井田,制辕田,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、推行县制、初为赋、统一度量衡、燔诗书而明法令,塞私门之请,禁游宦之民、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。

  公元前359年,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,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,所以犹豫不决。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。
  旧贵族代表甘龙、杜挚起来反对变法。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,功不十不易器。“法古无过,循礼无邪。”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:“前世不同教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复,何礼之循?”“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,不循古而兴;殷夏之灭也,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,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”从而主张“当时而立法,因事而制礼”(语出《商君书·更法篇》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。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“法古”“循礼”的复古主张,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。
 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“圣人苟可以强国,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”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,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。其次,商鞅执法不避权贵、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。最后,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,商鞅一样抱着法家“明法”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,让百姓知晓法律。

  商鞅原是卫国人,氏公孙,因此又叫卫鞅、公孙鞅。他年轻时候爱好刑名之术,也就是法家那一套,学完了,去了秦国,托关系见到了秦孝公。第一次见秦孝公,他讲的是尧舜之帝道,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。第二次,他讲的是汤武之王道,秦孝公还是没兴趣。第三次,他讲了春秋五霸的霸道,秦孝公兴趣来了,跟他谈论了一天一夜。然后就任用了他,命他采用霸道,变法强国。 帝道者,德行也。王道者,仁义也。霸道者,武力也。 三种方法,秦孝公选了最后一种。因为他觉得,凡是明君,谁不想活着的时候名扬天下呢,如果按照帝道和王道,就得等几百年之后,国家才会强大,老子实在是等不及了。还是最后一种粗暴直接爽快。秦孝公选择暴力,这就是秦国的基调,也是它命运的底色。商鞅很快就动手了。欲要吞并天下,必须强军。而想要强军,就得先改革军队制度。商鞅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,其中一条耕战法,就是以耕养战,国中男子人人都是士兵,能种地,能打仗。敢打架斗殴的,都重刑伺候。想显摆力气,就到战场上去。这就是所谓的民怯于私斗,勇于公战。而且对于打仗的激励机制搞得很好,不仅废除了军官子弟的世袭制,还明确规定,凡是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,不仅封爵位,自己家人也可以免赋税,这对于每一户秦民,都是莫大的鼓励。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上战场,极少不愿意去的,也会被家人孤立冷对。所以六国之师叩关而攻秦,秦军一出他们就大败亏输,原因就是秦军打仗就相当于抢钱,而不是送命。这是实实在在的战争机器。靠着商鞅的法度,秦国打造了一支虎狼之师,攻城略地,扩大地盘,国力也逐步攀升,很快就傲视东方诸国了。商鞅在立下莫大功劳的同时,也得罪了秦国贵族。为了法令得到很好的实施,他甚至割掉了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。公元前338年,秦孝公逝世后,商鞅被公子虔指为谋反,战败死于彤地,尸身车裂,全家被杀。商鞅虽死,制度不变。秦国沿袭的还是他那一套,因此最终还是靠他的政策统一了天下。

  独立思想
 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首先,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,为此他颁布了《垦草令》,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。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,一方面打压工商业。其次,商鞅主张重刑厚赏。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,只要重刑厚赏,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,使国家安定。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,一方面重赏立信。第三,商鞅主张重战尚武,具有军国主义思想。最后,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,制定统一的制度,实现统一的目标。
 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,名为商学派。商学派经过建立、开拓、发展、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,配合秦的历史,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。

  历史评价
  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:“卫鞅亡魏入秦,孝公以为相,封之于商,号曰商君。商君治秦,法令至行,公平无私,罚不讳强大,赏不私亲近,法及太子,黥劓其傅。期年之后,道不拾遗,民不妄取,兵革大强,诸侯畏惧。然刻深寡恩,特以强服之耳。”
  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:“七国之雄,秦为首强,皆赖商鞅”,“(商鞅)举法明教,秦人大治”。《韩非子和氏篇》又说:商君之法,‘孝公行之,主以尊安,国以富强,八年而薨,商君车裂于秦。’王先谦《集解》认为‘八’上脱‘十’字,是对的。
  丞相李斯在《谏逐客书》中说到:“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、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强”。
  贾谊在《新书》卷三《时变》中说:“商君违礼义,弃伦理,幷心于进取,行之二岁,秦俗日败.秦人有子,家富子壮则出分,家贫子壮则出赘.假父耰鉏杖彗耳,虑有德色矣;母取瓢碗箕帚,虑立谇语.抱哺其子,与公并踞.妇姑不相说,则反唇而睨.其慈子嗜利,而轻简父母也,念罪非有伦理也,其不同禽兽懃焉耳.然犹幷心而赴时者,曰功成而败义耳.蹶六国,兼天下,求得矣,然不知反廉耻之节,仁义之厚,信幷兼之法,遂进取之业,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,不知守成之数,得之之术也,悲夫!”贾谊《陈政事疏》中也说商鞅“遗礼义,弃仁恩”,放弃思想文化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,竟然导致“秦俗日败”,社会风习颓坏,世情浇薄。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为实际的利益追求所斩断。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:“太史公曰:商君,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,挟持浮说,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,及得用,刑公子虔,欺魏将昂,不师赵良之言,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,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於秦,有以也夫!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
  西汉名臣桑弘羊曾盛赞商鞅“功如丘山,名传后世”。
  西汉刘歆《新序》论中评价商鞅:“……夫商君极身无二虑,尽公不顾私。”
  王充在《论衡· 书解》 中说: “商鞅相孝公, 为秦开帝业” 
  东汉史学家班固说:“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。”又说商鞅是“衰周之凶人”(《汉书·叙传上》)。
  唐朝诗人杜甫:“秦时任商鞅,法令如牛毛” (《述古三首》)。
  北宋王安石:“自古驱民在信诚,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。商鞅以他的变法,开秦扫天下的先声。”
  《资治通鉴》中说:“夫信者,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,民保于信。非信无以使民,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,霸者不欺四邻,善为国者不欺其民,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:欺其邻国,欺其百姓,甚者欺其兄弟,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离心,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,所获不能补其所亡,岂不哀哉!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,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,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,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,道非粹白,而商君尤称刻薄,又处战攻之世,天下趋于诈力,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,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!”
 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批评:“他(商鞅)欲致富强而已,无教化仁爱之本,所以为可罪也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六)就是说,只是片面追求国家“富强”,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。
  明代学者张燧曾经夸奖他:“(商)鞅一切不顾,真是有豪杰胸胆!” (《千百年眼》)
  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《商鞅评传》论:“商君者,法学之巨子,政治家之雄也。”
  梁启超的《中国六大政治家》,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,与管仲、诸葛亮、李德裕、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。

  毛泽东主席评价是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,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。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,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,尚军功以树国威,孥贪怠以绝消耗。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。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,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,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。